最近，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再次引起热议。
泰坦尼克号上，曾经有一个“英雄父亲”被广为宣传：他单独带着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登上船，又在出现意外的时候，将两个孩子在最后一刻抛进了正在下降的最后一艘救生艇上。
父亲最终葬身海底，并留下了遗言：“我的孩子，当母亲找到你们的时候，我知道她一定会这么做的，告诉你们的母亲，我非常爱她，现在仍然爱她。”
“告诉她，我希望她跟着我们，在和平与自由的新世界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故事结合了伟大的父爱和令人动容的爱情广为流传，人们称赞他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
然而最近，在一位女作家追查这个故事时，却发现了一些背后从来没有被人提到过的“细节”。
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一个关于真善美的故事。
事实上，这个故事并不开始于泰坦尼克号，而应该从两个孩子的父母相识说起。
他们的母亲名为玛塞拉，并与这位名为迈克尔的父亲相爱、结婚。
婚后，他们开了一家裁缝店，也生下了这两个孩子。
但好景不长，第二个孩子诞生之后，这位后来被广为称赞的英雄父亲，开始频繁出现家暴行为。
母亲玛塞拉无法忍受Neo残忍地虐待殴打，在21岁的时候提出了离婚申请。
离婚文件上显示，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自恋狂。
1912年，因为迈克尔的不良行为，母亲玛塞拉获得了孩子的完全监护权，两人分居。
在复活节周末，迈克尔主动提出要带两个孩子一起过节，于是母亲点头同意了。
但随后，迈克尔就“绑架”了两个孩子，带着他们用假护照从法国尼斯到了英国南安普顿，并且登上了泰坦尼克号。
他们的母亲则对此一无所知。
她唯一知道的，就是两个孩子忽然失踪了。
这对她来说是漫长的一个月，在5月，她才从报纸上——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两个孩子的照片。
两个孩子都不会说英语，所以无法直接向救援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在有法语乘客进行翻译后，才能够将他们的信息公布出来。
但在这个时候，迈克尔的事迹也已经被宣扬出来。
所有的媒体都在称赞他是爱孩子爱妻子的好父亲好丈夫，他是一个高尚的绅士，在危急的关头展现了骑士精神，是人性的伟大。
他知道“你的母亲一定会来找你们的”，却仍然计划着隐瞒她、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被媒体广为称赞的好男人，实际上是从母亲身边带走了两个孩子的绑架犯。
这或许很讽刺。
在这场人祸面前，西方媒体需要一些歌颂来缓和悲伤，也需要一些被捏造的丑角来让纾解愤怒，衬托出他们的高尚。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最好成为被捏造出来的丑角，就是中国人。
在泰坦尼克号上，有8个中国人，有6个奇迹般生还。
于是西方媒体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生还率太高了！那么，一定是中国人使用了下作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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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向中国人开炮的，是泰坦尼克号的船主。
白星航运公司的董事长，布鲁斯伊斯梅。
也就是那个声称这艘永不沉没的船不需要救生艇，将原本救生艇数缩减为承载乘客数量三分之一的决策者。
也是那位在电影中不顾女士儿童优先，偷偷登上救生艇的先生。
这位先生，为了转移注意力，直接开始炮轰这六位幸存下来的中国人。
这是很安全的：因为《排华法案》的大浪潮，中国人都被塑造成了丑陋的形象，他这样的说法符合人们的歧视，也不会有人任何人为他们辩解。
“我下船时发现黄皮肤的亚洲人偷偷藏在座位底下，得以活下来。”
而后，无数媒体开始刊登了这些空穴来风、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传言——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大多受到了赞誉，但这六个死里逃生的中国人却被一次次辱骂。
1912年4月19日，《布鲁克林鹰报》称：
“唯一的污点是，在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一艘救生艇的底部，发现了挤在座位下面的两具中国苦力的尸体和八个活人……这些人……在出现危险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冲进了救生艇。”
“没有人能说出这些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的救生船，但他们就好好地坐在那里了。”
而后，《纽约时报》也开始质疑：“为什么华人的生还比例如此之高？”
他们引用了美国对华协会特别理事亨利·福特的说法：“在中国,救人的顺序以男人为先、儿童次之、妇女最后。因为在中国，男人的地位很高。”
（图源：澎湃新闻）
还有另外一种广为流传的洗脑包，是这些中国劳工假扮成女人挤上了救生舱。
——他们能活下来，一定是这样的原因！
在那个年代，他们被塑造成了像是傅满洲一样奸诈狡猾而不守规矩的典型黄种人。
甚至一些国内媒体都信以为真，当时的《申报》和《西风》也引用了美国媒体的报道，刊登了诸如《铁达尼上的国耻》的文章。
“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艘救生艇的船底”
“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在这样的诋毁风潮之下，这六名生还者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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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究竟如何？
在将近百年之后，来自英国纪录片导演罗飞和来自美国的首席研究员施万克，抽丝剥茧，探究他们的故事。
他们找到了泰坦尼克号专家，根据当年救援船的图纸，用了一整年的时间1：1复制一艘救援船。
而事实上——当时救援的折叠救生艇，人们根本无法隐藏。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有至少一半的船上人，能够看到。
而另一位研究泰坦尼克号历史的学者蒂姆·马丁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人幸存者乔装、躲藏等传言真实发生过。
纪录片导演表示：“想想就觉得是有点荒谬的事，我的意思是，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男人在海难发生时冲进其他人的卧房，往身上穿裙子或礼服裙？”
事实上，男扮女装的传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种族歧视横行。
当时外国人眼中，所有的中国男人都留着大辫子，所以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伪装成女人。
而这六个中国人能够活下来，实际上，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却没有不义之举。
他们是三等舱的底层乘客，甚至连英文都并不熟练，在灾难发生时，他们和其他三等舱的乘客一样，被锁在了舱门里，防止混乱场面冲击到一二等舱的大人物。
在头等舱的乘客第一时间乘坐没坐满的救生艇划走时，其中几个中国人却幸运地在船头上发现了一艘因为破损而被弃置的救生艇。
因为当时船头已经在下沉，大部分人已经跑到船尾想要远离海面，这艘救生艇最终也没有坐满，也并不存在挤占妇女儿童位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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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名为方荣山的中国人，则是真的坠入大海。
他靠着一块漂浮的门板，在水中沉浮——就像是电影中的萝丝一样。
但更准确的说，是电影中的萝丝就像他一样。
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萝丝被救的灵感，就是从方荣山的幸存中得来的。
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之中，他独自支撑很久，一直到昏厥过去也没有松手。
他是所有幸存者中最后一个被救出来的人，一个救生艇折了回来，在木板上发现了他。
救生艇上的乘客夏洛特·科列说：“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我们朝他大喊，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在他被救起来之后，他却立刻开始为了所有人的生存而付出。
“他身旁的一个水手当时累到快划不动桨了。那个日本人（他当时被误认为日本人）就主动把水手推开，拿起桨就划起来，像个英雄一般，直到我们被大船救起。”
像个英雄一样。
那位救生艇的长官在时候调查中说：“如果还有机会搜救的话，像他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上六次。”
但在后来的谣言和污蔑之中，他变成了靠着化妆成女人、躲在船底才活下来的卑鄙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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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坦尼克号事件发生后，所有的幸存者都被接到了医院休养，他们的事迹被美化报道。
但却只有这六名中国人，被污蔑、被丑化，在被救回的24小时内就被带到纽约的9号码头，流放到美国埃利斯岛，再逐到古巴。
因为在《排华法案》下，这些在三等舱的中国人，没有发声的机会，没有任何人会为他们伸张正义。
没有其他选择。
他们抱着对新世界的向往，靠着一张可供八人使用的船票登记上船。
而后，又被歧视、被辱骂、被泼脏水。
顶着污名，度过一生。
方荣山曾经写过一首小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他一生，都没有和最亲近的妻子儿女，说过这个故事。
如果不是百年之后有人追查，或许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被人翻案，他们也将永远顶着“国耻”的名号存于历史长河。
即使这并不是真相，即使这些故事从被编造开始就带着特别意图，即使这些事实上只反映了当时的种族歧视。
但谁拿了笔，谁就能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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