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崔丽丽拿到那张盖章的工伤十级鉴定书，正式打破沉默。
第二段会长一点。她站在媒体镜头前，把过去几个月的来龙去脉摆上台面：受伤那晚，酒局结束后被老板带进酒店；事后老板私了开价两百万，加送一套北京期房；她冷笑，反要两千万，并且明确“钱是一半，法律制裁是另一半，缺哪一样都不行”。这不是狮子大开口，而是她用天价标注“没有退路”四个字。她知道对方拿不出，但她更清楚，唯有让对方疼到骨子里，才会收敛。
第三段四十来字。老板当场变脸，说贷款缠身、女儿在美国留学，自己手里根本没有闲钱。嘴上没钱，手底下却四处放风，称姑娘“自己贴上来”。
崔丽丽随后报了案，警方很快调取酒店监控，视频里老板拖着步子，扶着摇晃的她进房间。
那段影像后来被媒体拼接播放：大堂、走廊、电梯、房门，一帧不停。画面不带声，却挡不住夜半另一位客人录下的哆哆嗦嗦的音频——哭声、挣扎声、一句“别碰我”。技术人员做了声纹比对，吻合率九十八。
她原本想忍。怕失业，怕圈里传话。可当老板倒打一耙，说她“得寸进尺”时，她崩了。手机被丈夫一把抢过去，报警电话在凌晨打通。那一刻，她说自己像被刀子剜开，疼，又轻松。
取证组三天内做了血检、酒精残留检测、伤情拍片。报告写得冷冰冰：左肘陈旧性骨挫伤，头面部软组织挫裂，创伤后焦虑障碍。法医给出的伤残指数——十级。数字很低，但后遗症却很沉。每月心理辅导四千起步，夜里一有噪音就惊醒，公共场合坐电梯都发抖。
网上评论出现两极：一边质疑“她都搂着老板肩膀了”，另一边点赞“敢要价才配得上尊严”。
质疑的人抓着十五秒监控片段，对醉态不醒的搭肩大做文章。可真相不在姿势，而在当事人是否自愿。法律条文列得清清楚楚：意识模糊者的同意无效。可键盘前的正义往往不看条文，只看截屏。
与此老板被刑拘。数十家媒体跟进，到处翻他的公司年报、房产登记。外界才发现，这位自称资金链吃紧的老板，持有三处写字楼、两辆豪车，女儿读的是一年学费近五万美元的私立高中。现金流紧张？或许。但资产并不贫乏。
崔丽丽不再回原单位。人力资源圈子不大，新简历投出去总被婉拒。她靠以前攒下的十几万维持生活，扣除心理治疗、律师费、房租，存款像漏水的桶，一点点见底。她有时也质疑自己：如果当初拿了两百万，至少房租能交几年？但念头一闪就被她自己掐灭，“那是给沉默标价，不是给伤口封口。”
案件进入公诉阶段，检方以强制猥亵罪起诉。最高可判五年。五年远不到两千万的分量，可这条刑期会写进老板的档案，陪他一辈子。崔丽丽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永久的污点。
耐人寻味的是，十级伤残在工伤保险里连一次性补偿都不到十万。为什么还能叫“工伤”？由于案发前的酒局属于企业商务招待，用工单位需担责。律师细掰条文，替她叠加了医疗、停工、生活护理、精神损害等项目，总额或能冲到两百万。但问她，她只摇头：“不是钱，是一个说法。”
她的底线从未改变：刑事定罪＋超额赔偿，双保险。
有人担心法院很难判出天价民事赔偿。律师提醒，这类性侵叠加职务侵权，存在恶性索贿的空间，参照《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精神，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数额由法官自由裁量，情节恶劣时确实可能突破常规。
再说老板。案件曝光后，他的公司股价当天跌停，合作方紧急抽资。房贷本就压身，如今现金流骤断，连律师费都靠抵押名表。有人替他喊冤：一句“成年人皆自愿”够不够？可事实是，他对下属握有生杀大权，权力差异本身就是强制。
城市夜色依旧。崔丽丽每周还得去医院排队，做眼动脱敏，做CPT，做放松训练。一边等开庭，一边学心理学课程，给自己找出口。她对闺蜜说，判决下来后想搬家，离开这座装满回忆的城市去南方试试。
案件留给大众的，是比热搜更长久的提醒。职场性骚扰的隐形成本，远超那点赔偿；而证据链的完整与否，决定一个受害人能不能在法庭上站稳脚跟。关键证据往往来自突如其来的“好心人”——那晚的路人录音，就是一部手机改变的命运。
换个角度看，法律程序从来都不是复仇剧。它只是告诉所有施暴者：代价不止钱，还有自由、还有名声。
风声渐冷。崔丽丽说，她不后悔开价两千万，每个零都代表一个醒不来的夜。她想让后来者知道：当尺度被侵犯，不松口，是最快的自救。
没有赢家。老板的家人也在水深火热中，女儿的学费要重新筹措，妻子被推到聚光灯下，合伙人要求股权回购。可让步并非单向：如果当初他尊重界限，如果第一时间道歉、赔偿、辞职，也许还有转圜。
案件还在审理。一纸判决书何时落槌，谁也说不准。但故事已经被刻进公共记忆。它提醒所有职场人：比数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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