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巴登-符腾堡州基民盟党代会上发言。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 王建斌
5月5日，德国议会选举落下帷幕两个半月后，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与德国社民党在柏林正式签署了长达144页的组阁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红黄绿“交通灯”联合政府破裂半年后，德国新一届政府呼之欲出。
5月6日上午9时，第21届联邦议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联邦总理。作为唯一候选人，基民盟主席默茨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316张选票，便能当选总理（新一届议会拥有630个议席）。鉴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在新一届议会中拥有328个议席，社民党主席克林贝尔也在选举前向默茨保证社民党会全力支持其当选，所有人都认为投票不过是走个过场，默茨必定会在第一轮中胜出。因此，默茨在5月5日晚参加前总理朔尔茨的卸任告别仪式时，显得颇为放松。
现实却和人们开了个玩笑：当计票结束，联邦议会新任议长克勒克纳宣布默茨在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310票、以6票之差未能胜出时，议会大厅里满是惊愕的面孔。在联邦德国76年的历史上，大选后获得组阁权的未来执政联盟自己推出的总理候选人，在议会总理选举中第一轮败北，尚属首次。
鉴于议员们是匿名投票，执政联盟内有谁反水，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黑红两党（联盟党和社民党）议会党团的议员中有6人投了反对票，12人投了弃权票。投票反对的原因也许各有不同：在联盟党内，不少人对默茨不遵守竞选时的承诺，决定松动“债务刹车”颇有微词，原东德地区的基民盟议员对新政府阁员名单中鲜有东德面孔亦颇为不满，默茨在联合政府协议谈判中对社民党的过度妥协在党内遭人指摘；社民党内，党主席克林贝尔在组阁时大力启用新人，强力推进代际交替，令不少社民党重臣感到失落，这些都构成两大党派议员投反对票的理由。
当时代巨变，德国亟需一个强大且有行动能力的政府时，少数议员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行为招致了不少有识之士的严肃批评，他们指出，这是对民主体制信誉的最大伤害，是对国家利益的漠视。
令人欣慰的是，1949年制定的德国《基本法》经受住了本次国家危机的考验。根据《基本法》，第一轮选举失败后须在14日内组织进行第二轮选举。考虑到总理人选久拖不决会对默茨本人，乃至德国的声誉造成重大伤害，联盟党经过与左翼党和绿党协商，向议会提出在当日举行第二次选举的提案，并获得绝对多数票支持。当日15时15分第二轮选举进行，默茨最终以325票胜出。
对德国政治史上这不同寻常的一幕，评论人士一致认为，德国社会的撕裂与极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但左翼党与绿党在关键时刻放弃党争，以国家利益为重，配合联盟党促成当日的第二次选举，并成功推出总理，体现了德国《基本法》的成熟和德国民主政治的韧性。同时，总理的难产也提醒联合政府，前路曲折，任重道远，只有回归初心，一心为民，高效有为，才能弥合社会分裂，重塑德国。
历史上，作为中间派的“全民党”，联盟党与社民党曾数度合作，共同执政。本次“黑红联合”却不同寻常，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66～1969年黑红第一次大联合时，两大执政伙伴在联邦议会拥有超过90%的席位，如今这一数字降到了52%。刚刚被联邦宪法保卫局定性为“确定的极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作为议会第二大党拥有150多个席位。在德国经济连年衰退、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陈旧、数字经济乏善可陈、官僚主义盛行、移民政策失败、选民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如何加大投资、重启经济、改善民生、维护民主，成为联合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
德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德国人曾坚信的“和平的确定性”被俄乌冲突打破了，这对德国人而言无异于“时代转折”。特朗普2.0为“时代转折”赋予了新的含义：特朗普“美国优先”及其对盟友采取的“对等关税”政策，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德国及欧洲民主制度的否定，令不少德国人感到“德美关系回不到从前”，过去“仰仗美国保护”的确定性不复存在，德国需要认清现实，重新和欧洲的伙伴建立防务自主，并重振欧洲的军工产业。同时，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出色的创新能力，也对德国产业构成竞争压力。这一切都令黑红两大党感到责任重大，时不我待。相较于历史上常常长达半年的组阁谈判，本次黑红两党在两个半月内便就联合执政协议达成一致，体现了对严峻现实的认知。
候任总理默茨及副总理兼财长克林贝尔，均对未来4年提出了很高要求：默茨在联合协议签署后表示，新政府要有效理政，要创造新的德国速度，要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克林贝尔则强调：新政府的角色不是管理者，而是一切积极事物的推动者。要加大投资，降低税负，改善民生。
为了向外界展示新政府的决心，5月5日，联盟党与社民党专门挑选了柏林一处工业遗产作为联合协议的签署地点，黑红党魁均展示了提振经济、促进产业发展的坚定决心。6日，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职。
新一届德国政府的前路注定不会平坦。因移民问题而造成的社会撕裂和极化，是新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选择党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这个问题不是靠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极右”定性，以及各建制派政党的“不与选择党合作”防火墙就能解决的。如果把选择党比喻成洪水，仅仅靠“堵”无法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在于“疏”，也就是要化解德国所面临的种种内外挑战。德国需要一个有效、有为的政府，通过改变现状让民众看到未来和希望，这样社会极化才能得到抑制，民众才可能回归中间道路。
新的联合政府已经表示，要让民众在“百日内”看到社会的变化。对内，将通过加大投资、减税、调整能源结构重振德国经济，并对非法移民进行有效管控；将以周为单位对工作时长进行规制，而不再以日为单位，赋予企业更多灵活性；弱化乃至取消《价值链尽责法》，降低企业的监管负担；降低电力税和电力传输过网费；对外，加强欧洲防卫能力，提升欧洲防卫自主，提高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力，以法、德、波三国组成的“魏玛三角”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默茨上任第二天便出访法国、波兰，意义正在于此。
默茨在5月14日的政府宣言中明确指出，“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及经济问题上，中国是德国和欧盟的重要伙伴”。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的两大市场、两大和平力量。中国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乐见一个自主强大的德国、自主强大的欧洲。作为两大重要国家，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德两国携手合作，将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其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具有全球性影响。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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