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那把餐椅，右后腿有点短。
不是什么大事，坐上去的时候，身体只要稍微往左边偏一点，就能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二十八年来，我们家三个人，都默契地掌握了这个技巧。
父亲坐在主位，母亲坐他对面，我坐在父亲的左手边。那把短腿的椅子，在父亲的右手边，空着。
它像一个沉默的家庭成员，一个尴尬的隐喻。
父亲第一次带那个女人的味道回家时，我才刚上小学。
不是香水味，那太明显了。是一种更隐秘的气息，像雨后花园里某种不知名野花的味道，清幽，但带着一股子不容分说的侵略性。
它沾在父亲藏青色的呢子大衣上，混杂着烟草和外面世界的冷空气，被他一起带进了我们家温暖的、永远飘着饭菜香的空气里。
母亲正在厨房里盛汤，她背对着我们，肩膀的线条没有丝毫变化。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洗手吃饭吧，今天炖了你爱喝的萝卜排骨汤。”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那股陌生的味道意味着什么。
我只是觉得，那天父亲的笑容有点僵硬，他脱下大衣的动作，也比平时要仓促。
他把大衣扔在沙发上，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仔细地挂在玄关的衣架上。
母亲端着汤从厨房出来，路过沙发，脚步顿也未顿。
只是在饭后，她收拾那件大衣时，在阳台上多晾了一晚。
第二天，那股野花的味道就消失了，只剩下阳光和肥皂的清香。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过，就再也无法假装它不存在。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空气里，就多了一根看不见的弦。
它绷得很紧，我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绕着它走，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它碰断。
父亲回来越来越晚。
有时候会带着一身酒气，有时候会带着那种陌生的、属于另一个女人的气息。
母亲从不盘问。
她只是会在他晚归的夜里，温一壶热茶，放在保温杯里，搁在客厅的茶几上。
等他回来了，一身疲惫地陷进沙发里，那杯茶总是刚刚好的温度。
不烫嘴，也不凉。
我渐渐长大了，从各种蛛丝马迹里，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
同学的窃窃私语，邻居们异样的眼光，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的车停在一家我从没去过的商场门口，一个陌生的、比母亲年轻漂亮的女人从副驾驶上下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父亲还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动作亲昵得像电影里的情侣。
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又酸又疼。
那天晚上，我憋着一股劲，在饭桌上，故意把筷子摔在了地上。
“爸，你今天去哪儿了？”我问，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发抖。
父亲夹菜的动作一顿，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些许错愕，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公司里有点事，加班。”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加班？加到新世界商场去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空气瞬间凝固了。
父亲的脸沉了下来，母亲立刻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
“好好吃饭，胡说什么。”她低声呵斥我，却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我没胡说！我看见了！”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涌了上来，“你为什么要骗我们？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家了？”
父亲没有回答我。
他只是默默地放下筷子，站起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我吃饱了。”
然后，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留下我和母亲，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相对无言。
那晚，我哭着问母亲：“妈，你为什么不跟他吵？你为什么不离婚？他都这样了，你还留着他干什么？”
母亲没有说话。
她只是走过来，把我抱在怀里，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她的怀抱很温暖，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最安心的味道。
可是那天晚上，我却觉得那怀抱里，藏着无边无际的悲凉。
良久，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傻孩子，大人的事，你不懂。”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她为什么能日复一日地为那个男人洗手作羹汤，熨烫好他第二天要穿的衬衫，在他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地照顾，却对他身上的背叛气息视而不见。
她像一个技艺精湛的裱糊匠，用日复一复的平静和琐碎，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家摇摇欲坠的表面。
那把短腿的椅子，父亲也提过几次，说要修一修，或者干脆换掉。
母亲总是说：“不用了，习惯了，坐的时候注意点就行。”
于是，那把椅子就那么一直歪歪扭扭地待在原处，像我们这个畸形的家，所有人都习惯了它的不完美，甚至学会了如何与这种不完美和平共处。
时间就在这种诡异的平静中，流淌了二十八年。
我上了大学，毕了业，参加了工作，甚至谈了恋爱。
我发誓，我绝不要过像母亲那样的生活。
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我们感情很好。
我带他回家吃饭，他不知道我们家的规矩，一屁股就坐上了那把短腿的椅子。
身体猛地一歪，他“哎哟”了一声，差点摔倒。
气氛有一瞬间的尴尬。
父亲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母亲则立刻站起来，笑着说：“这椅子坏了，你坐这边。”
她把他拉到我的位置上，自己则坐到了那把短腿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向左倾斜，动作娴熟得仿佛演练了千百遍。
那一餐饭，男友吃得很开心，他说我妈妈做的菜真好吃，叔叔阿姨看起来感情真好。
我看着对面，母亲正微笑着给父亲夹菜，父亲也自然地接受，仿佛他们真的是一对恩爱多年的夫妻。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突然觉得，我的母亲，像一个顶级的演员，用二十八年的光阴，演了一出名叫“岁月静好”的独角戏。
而我和父亲，都是她的观众。
不，或许父亲也是演员，我们俩，在陪着她演戏。
只有我，是那个傻乎乎的、被蒙在鼓里的观众。
父亲病倒的消息，来得很突然。
是心梗，在公司开会的时候，突然就倒下了，直接被送进了ICU。
我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正在外地出差。
她的声音异常冷静，冷静得让我害怕。
“你爸住院了，你尽快赶回来。”
没有哭泣，没有慌乱，就像在通知我，家里的酱油用完了，记得下班带一瓶回来。
我买了最快一班的高铁票，一路心急如焚。
我无法想象，如果父亲就这么走了，母亲该怎么办。
这个她用尽一生去维护的、虚假的家，会不会瞬间崩塌？
当我赶到医院，IC-U门口，看到母亲的背影时，我所有的担忧和猜测，都落了空。
她没有坐在长椅上以泪洗面，也没有焦躁地来回踱步。
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探视窗前，腰背挺得笔直，像一棵在风雪中屹立的松树。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甚至还化了淡妆。
她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丈夫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妻子，倒像是一位来参加重要会议的、严阵以待的战士。
我走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妈。”
她回过头，看到我，眼神里掠过一丝疲惫，但很快就被坚毅所取代。
“回来了。”她说，“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恨了他这么多年，怨了他这么多年，可是在听到他可能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像被挖空了一块。
毕竟，他是我父亲。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血脉相连的亲人。
母亲却异常平静。
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张纸巾，递给我。
“别哭，哭了解决不了问题。”
她的手很冷，指尖微微颤抖，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
接下来的几天，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父亲一直没有脱离危险期。
那个女人，也来了。
她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出现在了病房外。
她看起来保养得很好，虽然眼角也有了细纹，但风韵犹存。
她看到我母亲时，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挑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胆怯。
那个男孩，则低着头，不敢看我们。
我当时就想冲上去，给她一巴掌，把这些年积攒的所有委屈和愤怒，都发泄出来。
是母亲拉住了我。
她甚至对那个女人，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然后，她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在这里闹，丢的是你爸的脸。”
我愣住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她还在考虑他的脸面。
我真的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值得她如此维护。
那个女人，似乎也没想到母亲会是这种反应。
她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她只是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了一眼ICU里的父亲，然后就带着儿子，仓皇地离开了。
从始至终，母亲没有和她说一句话。
也没有看那个男孩一眼。
她就像一个捍卫自己领地的女王，用一种无声的、强大的气场，宣告着自己的主权。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我的母亲。
父亲在ICU里待了半个月，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
人是抢救回来了，但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口齿不清。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男人，如今像个脆弱的孩子一样，躺在病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
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听说是把公司里属于父亲的股份都变了现，带着儿子出国了。
树倒猢狲散，人情凉薄，莫过于此。
我以为母亲会崩溃，或者至少会有一丝怨怼。
但她没有。
她开始以一种近乎程序化的精准，照顾着父亲的饮食起居。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熬好粥，带到医院。
帮他擦洗身体，翻身，按摩，处理大小便。
然后，一勺一勺地喂他吃饭。
父亲的吞咽功能也受到了影响，一顿饭，常常要喂一个多小时。
米汤和口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母亲就用毛巾，一点一点，耐心地帮他擦干净。
她的脸上，没有爱，也没有恨。
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像是在完成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
我有时候会去替她，让她回家休息一下。
她总是说：“不用，我习惯了。”
又是习惯了。
她习惯了照顾他，就像习惯了那把短腿的椅子。
我看着病床上那个虚弱的、毫无尊严的男人，再看看我母亲忙碌的、不知疲倦的背影，心里的那种不解和困惑，达到了顶点。
我问她：“妈，你到底图什么？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个累赘。那个女人都跑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照顾他？”
母亲正在给父亲按摩萎缩的腿部肌肉，她的动作很轻，但很有力。
她没有抬头，只是淡淡地说：“我没图什么。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责任？”我冷笑，“你对他尽责任，谁对你尽责任？他这辈子，尽过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吗？”
母亲的手停顿了一下。
她抬起头，第一次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锐利的眼神看着我。
“你觉得，他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吗？”她反问我。
我被她问得一愣。
我想起了小时候，他把我架在脖子上，带我去游乐园。
想起了我上大学那年，他一个人扛着大包小包，把我送到宿舍，铺好床铺，临走时，偷偷塞给我一沓钱，让我别亏待自己。
想起了我工作后，每次遇到难题，他虽然嘴上说我没用，但总会背地里动用他的人脉，帮我摆平。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但他好像……确实没有亏待过我这个女儿。
我的气焰，一下子就消了下去。
“那不一样。”我小声地辩解。
母亲没有再和我争论。
她低下头，继续给父亲按摩，仿佛刚才的对话，只是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
病房里的空气，又恢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平静。
只有医疗仪器发出的、单调的“滴滴”声，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正在以一种脆弱的方式，延续着。
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医生找我们谈话，说他的各项器官都在衰竭，让我们做好准备。
所谓的准备，不过就是准备后事。
那天，母亲出奇地平静。
她甚至还有心情，让我去医院对面的花店，买一束百合花来，插在病房的床头柜上。
她说：“你爸这辈子，最爱面子。走的时候，也得体面点。”
我看着那束洁白的、散发着幽香的百合花，突然觉得无比讽刺。
一个背叛了婚姻二十八年的男人，他的妻子，在他临终前，想的却是如何让他走得体面。
这是怎样一种深情，或者说，是怎样一种悲哀？
那天晚上，母亲让我回家去睡，说她一个人在医院守着就行。
我拗不过她，只好开车回家。
家里空荡荡的，到处都积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走进父母的房间，鬼使神差地，拉开了母亲床头柜最下面的那个抽屉。
那个抽屉，是上了锁的。
我从小就知道，那是母亲的禁地，里面放着她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钥匙在哪里，也从来没想过去打开它。
可是那天，我看着那个紧闭的抽屉，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能支撑着一个女人，忍受长达二十八年的背叛和孤独。
我找来了工具箱，用一根铁丝，笨拙地撬动着锁芯。
“咔哒”一声，锁开了。
抽屉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首饰，也没有什么泛黄的情书。
只有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文件袋没有封口，我轻易地就取出了里面的东西。
那是一份很旧的、纸张已经微微泛黄的……亲子鉴定报告。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颤抖着手，打开那份报告。
委托人，是母亲的名字。
被鉴定人，是父亲，和我。
我死死地盯着最后一栏的鉴定结果，那行冰冷的、印刷体的黑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视网膜上。
——排除亲生血缘关系。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窗外的风声，小区的狗叫声，楼下夫妻的争吵声……所有的一切，都离我远去。
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震得我耳膜生疼。
我不是他的女儿。
我不是我叫了二十八年“爸爸”的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个认知，像一道惊雷，在我混沌的脑海里炸开，把我过去二十八年的人生，炸得粉碎。
那些我想不通的、觉得怪异的、无法理解的一切，在这一瞬间，都有了答案。
父亲的疏离和客气。
母亲的隐忍和坚持。
那个女人和她儿子的出现，对这个家来说，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而是一场迟到了许多年的、必然的结局。
他只是，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而母亲，她不是在忍受，她是在偿还。
她用二十八年的青春和顺从，偿还他当年愿意娶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并且视如己出的恩情。
他们之间，或许早就没有了爱情。
有的，只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一个维持了二十八年的、关于“家”的契约。
而我，就是这份契约里，最重要、也最无辜的那个筹码。
我的眼泪，终于决堤。
我抱着那份薄薄的、却承载着一个女人一生秘密的纸，蹲在地上，哭得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原来，我恨错了人。
原来，我心疼错了人。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一直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在保护我。
第二天，我拿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回到了医院。
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我的母亲，和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男人。
我走到病房门口，却看到母亲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在跟父亲说着什么。
她的声音很轻，很平静。
“老周，这是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字了。”
“家里的房子，存款，都归你。我什么都不要。”
“等你走了，我就把这份亲子鉴定，连同你的骨灰，一起烧了。从今往后，她就只是我一个人的女儿，跟你，跟周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欠我的，这辈子，算是还清了。”
“至于我欠你的……下辈子，我做牛做马，再还给你。”
病床上的父亲，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了两行清泪。
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不成调的声音，像一头濒死的野兽，在做最后的哀鸣。
他想抓住母亲的手，可是他抬不起来。
他想说什么，可是他说不出口。
我站在门口，浑身冰冷，如坠冰窟。
我终于明白了。
母亲不是在等他死。
她是在等一个时机。
一个可以把所有的恩怨、情仇、秘密，都彻底了结的时机。
她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拿回属于自己的、迟到了二十八年的自由。
她要用这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为他们这段畸形的、互相亏欠的婚姻，画上一个句号。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母亲看到我，还有我手里的亲子鉴定报告，愣住了。
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慌乱的、不知所措的表情。
那张维持了二十八年的、坚硬的面具，终于出现了裂痕。
“你……你怎么……”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那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然后，当着她的面，把它撕得粉碎。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同意。”
母亲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病床上的父亲，也用一种震惊的、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他是我的父亲。”我说，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他养了我二十八年，他就是我的父亲。这个家，不能散。”
我转向病床上的父亲。
我看着他苍老的、布满病容的脸，看着他眼中悔恨的泪水。
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叫了他一声：“爸。”
他浑身一震，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更大了，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握住他那只唯一能动的手，那只曾经牵着我、抱着我、打过我的手。
如今，它冰冷、干枯，毫无力气。
“爸，你别怪妈。她只是……太苦了。”
“你也不要怪自己。我知道，你也苦。”
“你们的恩怨，我管不了。但是，只要我还在一天，你们就是我的父母，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说完，把那份亲子鉴定报告，也撕成了碎片，和那份离婚协议书的碎片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就像扔掉一段沉重的、不堪的过往。
从那天起，病房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母亲不再提离婚的事。
她依然每天尽心尽力地照顾着父亲，但她的脸上，少了一丝麻木，多了一丝温情。
她会像普通的妻子一样，跟父亲唠叨一些家常。
“今天菜市场的西红柿很新鲜，我买了几个，明天给你做番茄炒蛋吃。”
“楼下王阿姨的孙子会叫奶奶了，长得虎头虎脑的，真可爱。”
“你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我给你送去干洗了，等你出院了，正好可以穿。”
父亲说不了话，就用眼睛看着她，认真地听着。
有时候，他会激动地眨眨眼，算是回应。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这或许才是他们之间，最真实的相处模式。
没有了秘密的枷锁，没有了恩情的捆绑。
他们就像两个在岁月里走散了多年的旅人，在生命的尽头，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父亲是在一个有阳光的午后走的。
走的时候，很安详。
母亲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最后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微笑。
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在想什么。
或许，他在庆幸，自己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
或许，他在感恩，生命最后的时光，有我们陪在身边。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和母亲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家。
家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那把短腿的椅子，依然歪歪扭扭地立在餐厅的一角。
母亲走过去，用手摸了摸椅背，就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古董。
“其实，这椅子，是我故意弄坏的。”她突然说。
我愣住了。
“那年，你刚出生没多久，他第一次……在外面过夜。”
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我抱着你，在家里等了他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家，好像缺了点什么，不稳了。”
“我就拿着锤子，把这把椅子的腿，敲掉了一小截。”
“我想提醒他，也提醒我自己，这个家，是需要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去维持平衡的。”
“只要我们都愿意将就，愿意付出，它就不会倒。”
我看着那把椅子，心里百感交集。
原来，它不是一个尴尬的隐喻，而是一个清醒的警示。
是我的母亲，用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为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设置的一个安全阀。
“妈，”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母亲靠在我的怀里，瘦弱的肩膀，微微颤抖。
二十八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
那不是悲伤的泪，也不是委屈的泪。
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的泪。
后来，我和母亲一起，把那把短lers的椅子，搬到了储藏室。
我们买了一套全新的餐桌椅，简单，稳固。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但又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母亲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
她报了老年大学，学画画，学跳舞。
她还参加了社区的合唱团，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哼着歌出门。
她的脸上，有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有时候，我会看着她的背影，想起那个在医院里，腰背挺得笔直的、像个战士一样的女人。
我才明白，她不是在演戏。
她只是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去守护她认为最珍贵的东西。
那不是爱情，也不是婚姻。
而是我。
是那个完整的、有父有母的、属于我的家。
至于我，我依然会叫那个长眠地下的男人“爸爸”。
我会在清明节的时候，去他的墓前，放一束他喜欢的百合花。
然后告诉他，我和妈妈，都很好。
我们家的故事，或许不够圆满，甚至有些荒唐。
但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爱，有很多种形式。
有些爱，是轰轰烈烈的，像夏日的暴雨。
而有些爱，是沉默的，隐忍的，像冬日里的一杯温水。
它不炽热，也不甜美，但它能用最长情的陪伴，温暖你的一生。
我的母亲，就给了我这样一份爱。
她用二十八年的孤独，换来了我二十八年的安稳。
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
我能做的，就是陪着她，好好地，把剩下的日子，过成我们都想要的样子。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和男朋友一起，把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我们扔掉了很多旧东西，也添置了不少新物件。
房子变得宽敞明亮，充满了生机。
傍晚，母亲从老年大学回来，看到焕然一新的家，笑得合不拢嘴。
男朋友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三个人，围坐在新的餐桌前，其乐融融。
阳光透过干净的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我看着母亲脸上幸福的笑容，突然觉得，我们这个家，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雨飘摇之后，终于，稳了。
它不再需要一把短腿的椅子来提醒我们维持平衡。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最舒服、最坚实的位置。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份被藏了二十八年的亲子鉴定。
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家尘封多年的秘密，也解开了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枷锁。
它让恨得以释怀，让爱得以正名。
它让我们明白，血缘，或许是亲情的起点，但爱与责任，才是它最坚固的基石。
我后来问过母亲，关于我的亲生父亲。
她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像太阳一样温暖的人。你很像他。”
她没有说更多。
我想，这就够了。
有些故事，不必追问结局。
有些人，活在记忆里，就是永恒。
重要的是，当下。
是眼前这个，愿意为我洗手作羹汤的、爱了我一辈子的女人。
是这个，虽然不完美，但充满了爱与理解的，我的家。
生活还在继续。
我知道，未来的路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雨。
但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身后，永远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而我，也会用我全部的力气，去守护这个港湾，守护我最爱的妈妈。
就像当年，她守护我一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老房子，那把短腿的椅子，还在原来的位置。
父亲坐在主位上，微笑着看着我。
他看起来很年轻，很健康，就像我记忆里，他最好的样子。
他对我说：“闺女，对不起。”
我说：“爸，没关系，我不怪你。”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那把短腿的椅子旁，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木片，和一管胶水。
他蹲下身，仔仔细细地，把那截短了的椅子腿，补上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我说：“好了，这下，稳了。”
我从梦中醒来，眼角湿润。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
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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