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过去，崔丽丽收到了法院判决，全公司都在看她的反应。她没哭，没笑，只是慢慢靠在椅子上，手指捏着判决书，心里一直在回想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怎么也放不下。
出差变成了她人生最大的灾难。那天是公司安排的聚会，老板递酒，不停催她喝。桌上的气氛特别紧张，她劝过自己，但酒杯很快见底。后半夜她失去了意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酒店床上，身旁是老板。。。。。。手机不在手边，衣服也不见了。
崔丽丽没有立刻报警。她先回家和丈夫说清楚，晚上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空气像失了温度。丈夫带她去了医院，可物证已经很难留下，医生确定她精神状况很糟。后来，她被医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建议定期复查。
公司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很冷淡。他们问了几句后，就把责任推给她，说她自己喝醉影响了工作。第二天，公司以旷工理由解雇了她，通知书放在桌子上，没有一句安慰话。崔丽丽没有争吵，只是把解雇通知收起来，自己到仲裁机构申请维权。
事情走到维权阶段，材料准备成了最大难题。她回忆那个晚上，突然想起电梯的监控可能拍到了什么。她让检察官调取了酒店和电梯的录像，还请了当晚在隔壁房间住的人帮忙作证。监控清楚地显示老板搀扶着她离开饭局，然后一路进房间，没有反抗的迹象，却有明显的动作细节。
这些视频和证词成了案件的突破口。检查机关通过证据，很快认定老板负主要责任。法院最终判定老板强奸罪成立，判刑四年。
公司被判违规解除合同，赔偿113万。
修改工伤认定的过程也很复杂。公司说“酒店不是办公地”，但事发是在出差期间，跟工作有直接关系。人社部门调查过几个月，最后认定出差途中的酒店属于“工作场所”延伸。崔丽丽精神伤害被纳入工伤范畴，公司不得不支付相关补偿。
两年时间，她经历了数十次提交材料。每一个细节都要重新解释，提供新的佐证，甚至仲裁结果也拖延了好几个月。家里气氛一直很压抑，丈夫在她身边尽量缓解压力，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担心未来的生活。
崔丽丽接受了心理辅导，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独自外出。以往熟悉的办公环境变得陌生，同事很多人都没有发声。她害怕见陌生男人，甚至在电梯里遇到穿着公司制服的人都会回避。医生建议她尝试换环境，不过保留原职还是她自己坚持下来的选择，她觉得如果退让就永远抬不起头。
案件调查中，曾有一个细节被反复核实。公司管理层本来想进一步上诉，但招致的社会关注太高。仲裁委审查资料，发现公司迟迟未能补全申诉材料，造成直接认定公司违约。舆论压力下，公司最终放弃了继续申诉的打算。
她的案子在行业里有讨论，有同事觉得她太“强硬”，但有人也开始关注企业责任。以前类似的性侵事件少有认工伤成功，而这次仲裁和人社部门的认可，给后续案件提供了实际参考。各类协会都开始整理案例，企业员工保护意识也随之提升。
丈夫始终在她身边。很多晚上崔丽丽突然醒来，满身冷汗。丈夫没有问为什么，只是把她搂住，等她平静。崔丽丽说，正是这陪伴让她熬过去。她现在还不太愿意社交，但至少能够面对新的挑战。
法院判定期间，崔丽丽每周都要写上几页情况说明。
她说，更重要的是过程里学会怎么留下证据。不论监控、对话、还是时间节点，每一条都和结果息息相关。没有任何一步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细节能被忽略。她和检察官反复联系，把所有过程都拼接起来，才有如今的判决结果。
崔丽丽维权的经历，改变了生活节奏。以前她很少关注法律，现在则不停学习相关政策。案件期间她遇到各种压力，来自家庭、工作和外界评论。一些朋友起初劝她息事宁人，认为纠纷太麻烦，但崔丽丽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种坚持在她看来，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决定。
如今，她的权益得到法院认定，公司不得随意解雇，还必须按规定进行赔偿。崔丽丽恢复原职，继续工作，虽然过程艰难，但没有放弃。她还没有完全走出钢丝上的感觉，但至少能正常生活了。
最后她说，判决给她带来的只是一份结果，但过程才最难。文件落地的那天，没有庆祝，只有平静看待这份答卷。生活继续，而她和丈夫也渐渐习惯了不被理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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