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综艺《姐姐当家》中，镜头精准捕捉到一个微妙的瞬间：董璇第二天早上要送女儿上学，婉拒了张维伊一起回家的提议。张维伊嘴上说着“看你”，行动上却一直坚持：“明天早起呗”。
生活节奏被打乱，董璇刚流露出些许不满，张维伊立刻满脸委屈：“但是我就是想见你嘛。”
画面一转，董璇对着备采镜头难掩愧疚：“两人都没有二人世界……我觉得也是有点说不过去。” 果然，这场拉扯很快便以她的妥协告终。
社交媒体上，董璇的评论区迅速被“恋爱脑”的标签淹没。为什么广泛定义下的成功女性，仍然无法摆脱“恋爱脑”的标签？我们在抵制“恋爱脑”的时候，还在抵制些什么？
一个是名利双收的女演员，一个是事业起步的喜剧人，董璇与张维伊之间的不对等，几乎是全方位的。但董璇却觉得张维伊很勇敢，因为“他敢选择我”——她的潜意识里，自己只能是“被”选择，“被”挑拣的那一方。
原因么，仅仅是因为她离过婚。对她而言，离婚近似于无法抹除的污点。面对能够接受“不完美”自己的张维伊，她唯有感激。
社会学家徐安琪的研究表明，离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随时间下降缓慢，而离婚女性则面临明显的“价值折损”。尽管近年来，对于女性离婚的有色眼镜逐渐被摘下，仍然无法彻底抹除这种双重标准。
哪怕女明星离婚后，评论是一边倒的“姐姐独美”，我们依然能看到“张维伊不在乎董璇过去”这样的词条冲上热搜。更不必提，在更真实多样的现实中，女性离婚所需要面临的压力，远不如网上呈现的那样的轻描淡写。
尤其当压力来自近在咫尺的家人时。
节目中，夫妻二人在办婚礼的话题上产生了分歧。董璇渴望海岛婚礼，张维伊却想回老家大同。意见相左之际，董璇的母亲全然站在张维伊一边，在董璇开口前体贴地表示，张维伊的奶奶年纪大了，不方便。之后更是直接道：“你是女同志，他（张维伊）是主要的。”
此言一出，董璇不快地指出这是传统的错误认知。但她依旧试图顾全所有人，让大家都高兴。明明是属于董璇的婚礼，她却没来得及表达。四十六岁的董璇，是位四十六岁的乖乖女。
考古董璇以前的采访，她曾经提到母亲时常教导她要“学习做饭，勤俭持家”。可以说，董璇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直是贤妻良母式的教育。而她的不配得感，背后也很难说没有董母的影子——董母对女儿二婚身份的难以释怀，甚至延伸为对她婚恋状况的焦虑。
这种隐蔽的、来自家庭内部的情感规训，渗透在无数女孩的成长瞬间。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作中提出“家庭规训功能”的概念，规训并不仅通过国家和制度实施，更多地是通过⽇常⽣活中的微观权⼒关系来塑造个体，家庭正是这⼀微观权⼒运作的典型场域｡
学者李银河也曾指出，家庭是⽗权社会最核⼼的再⽣产机制之一，它将社会性别规范转化为对⼦⼥的⽇常训诫。女性并非生来就需要被拯救，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文化实践和表演被“训”成。
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 “虚构的婆婆”。
“你以后嫁人怎么办？”，“你婆婆以后不喜欢”……此类的话，常被母亲拿来教训女儿，尤其在涉及到生活习惯时，不存在的“婆婆”总是成为来自远方的威胁和震慑。
在过去以家族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中，讨婆婆喜欢，是媳妇们摸索出的生活智慧。她们也自然而然地想要传授给女儿。然而与“经验”一起传递的，还有语境中默认的另一层含义——女人无法自己生活，早晚是要嫁人的，必须要讨夫家的喜欢。
我们不难发现，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女孩不需要太努力——因为你最终不需要完全依靠自己。
社会系统性地将女性塑造为依赖者，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男性从事工具性或公共领域的活动，女性从事表达性或私人领域活动，被认为是最有效、最自然的社会组织形式。
教育系统、媒体和家庭会不断传递这样一种信息：男性天生适合养家糊口、做出重大决策（拯救者），而女性天生适合相夫教子、被保护和照顾（被拯救者）。而女性从小通过童话中公主等待王子拯救、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救美、语言系统中“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符号，将“男性是拯救者”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
这是最高级的规训形式。这种分工被描绘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天经地义的。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波伏娃七十年前的论断，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惊人的解释力。
经历过婚姻创伤，董璇曾发誓不再踏入泥淖。所以当节目揭晓她的新婚对象，人们都忍不住猜测，张维伊身上必定拥有某种可贵的特质。
谁也没想到，这种特质居然是“卖惨”。
在母亲节写给董璇妈妈的信中，张维伊开头便强调自己母亲早亡，董璇立刻忍不住落泪。
母亲早亡，父亲在三年前病故，是张维伊在节目中反复的伤痛。他说一回，董璇便哭一回，且往往是董璇的眼泪越落，张维伊说得越多。接着便是董璇心软，原本坚持的底线一再退让。
结果便是从不想结婚，到闪婚。董璇的退让，连闺蜜佟丽娅都不看好：“你怎么突然想起就结婚了？”
其实“心软特质”并非个例，它映射出许多优秀女性共有的心理模式：对示弱的伴侣有拯救欲。在教育过程中，女孩通常被鼓励发展共情能力，而男孩则被要求抑制情感表达。
结果就是，女性更容易感知他人的情感需求，并感到有责任回应这种需求。卡罗尔·吉列根在《不同的声音》中发现，女性在道德判断中更强调关怀伦理。她们通过"被需要"来感受自我价值，便会反被男性的脆弱操控。这也是为什么，当男性诉说痛苦、甚至直言“没有你我不行”时，女性被建构的价值感会被精准击中。
面对张维伊的“卖惨”，董璇的妥协，并非简单的“恋爱脑”，而是在长期社会规训下，一种本能的、系统性的反应：照顾他人、牺牲自我、成全关系。
这令人想起《少年天子》中的乌云珠，她对福临的爱掺杂着强烈的救赎意味，仿佛唯有通过容纳皇帝的痛苦、弥补他的缺失，她自身的生命才得以完整。
在传统文化中，这种叙事常被美化为“伟大爱情”，实则捆绑了无数女性，她们错把怜爱当爱情，把付出当幸福。这种错位的理解延伸到婚姻中，女性被期待提供无偿的情感劳动，承担起情感照顾者的角色。
于是，当董璇描述对张维伊的感觉是：“他的世界里只有你，没有别人”，冷眼旁观的温宇一语道破：“就是母爱。”
李维嘉说，张维伊像是董璇的另一个孩子。从被母亲呵护，到享受妻子的照顾，悄然无息间，妻职与母职的完成了某种交接。
“新娘”到“新的娘”，映射了“张维伊们”的期待。女性被鼓励发展的“母性”，不是因为她们天生更具同情心，而是后天的驯化。
今天的流行文化中，“大女主”形象随处可见。
然而无论是好莱坞，还是国产剧，故事的最后，女主人公仍要有一段完满的爱情戏码，似乎若非如此，再辉煌的成就也要顶着一层浮灰，称不上真正幸福。哪怕“女强人”，在公众潜意识里依然是“可怜的”、“有缺憾的”。反之，一个“被宠爱”的女性，即便事业平庸，也可被羡叹为“人生赢家”。
“渴望被爱”，是父权制下女性的终极成功。事业成功、财富积累，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非核心价值。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详细剖析了这种机制：女性的价值被迫通过男性欲望的折射来确认。
简单来说，爱与被爱是女性的“天职”，社会从未将“事业成功”定义为女性价值的核心，而一直将“被爱”和“去爱”作为衡量她的头等标尺。
女性的价值几乎完全被绑定在家庭和情感关系领域。社会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将“贤妻良母”设定为女性的核心社会角色。女性的成功与否，传统上是由其是否被爱、是否被选择、是否能维系一段婚姻来定义的。
在恒久的价值侵蚀下，女性也会自我内化这种凝视，不断自我强化对情感路径的依赖，哪怕是董璇这类世俗定义中的成功女性，内心仍深埋着“缺爱”的焦虑。毕竟只要女性这种内化的“人生终极目标”未完成，就会因为未“达标”而引发更深的焦虑。
这种焦虑不止董璇，各种古装剧仙侠剧⾥的“⼤⼥主”、女将军，尽管表现出十足的独⽴与谋略，她们幸福仍旧取决于是否被皇帝或者上位男性宠爱。
《好东西》中，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小叶，因寻求“被爱”而一次次被精英男欺骗感情。年纪轻轻就手握多部代表作、问鼎金马影后的马思纯，却迷失在并不合适的恋爱中，甚至风评都随之下降，很难说不是寻求“被爱”的锅。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现实中，这样的案例频繁出现，是因为社会不断制造“焦虑”，放大女性内心的“缺失感”，然后提供“爱情”作为唯一的解药。它让女性相信，无论她自己多么成功，她依然是“不完整”的，需要另一个半圆来让她完整。这种强大的文化暗示，是“被爱的执念”最直接的养料。
即使事业成功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感，但从童年起就长久建立的那套价值评估系统可能并未改变。那个内在的“小女孩”依然在呼喊：“如果没有人爱我，我是不是还是不够好？”
董璇的个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女性面临的复杂情感困境。
真正的女性主义进步，并非对个别女性的道德审判，而在于明辨生成困境的源头。“我们的愤怒不是为彼此准备的，而应该指向压迫的结构。”
值得警惕的是，当我们嘲讽董璇为“恋爱脑”时，本质上是在巩固一套新型的性别规范——女性必须完美无缺，必须在情感生活中完全符合进步的价值观。这种期待何尝不是一种新型的陷阱？它没有挑战父权制的根本逻辑，只是用新的标准要求女性。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情感政治，允许女性在情感生活中拥有犯错、尝试、探索的自由，正如社会一直允许男性所做的那样。
唯有能够不再标签化一位女性的情感选择时，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走向一个女性解放的社会。在那里，女性不必在“女强人”与“贤妻良母”之间二选一，也不必在“断情绝爱”与“恋爱脑”之间割裂自我。
因为女性的成功，将与“爱”彻底课题分离，情感关系只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呈现人类最完整、最真实的状态。
文字/许鹏宇
新媒体编辑/cici
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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