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一审宣判，让性骚扰议题再次撕裂社会共识。
当司法程序最终确认男生行为"不符合性骚扰构成要件"，公众不仅要追问：当舆论场的道德审判遭遇法律证据链条，究竟谁在承受系统性维权困境？校方8月1日的最新通报，是否意味着这场没有赢家的纷争终于画上句点？
争议聚焦在监控缺失的举证困境。法庭判决依据的关键在于"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这与当事女生最初引发舆情风暴的详细控诉形成强烈对比。类似困境在清华腚姐事件已有先例——当公共空间监控死角遇上维权者的激烈指控，真相往往陷入罗生门。全国妇联2023年报告显示，超60%职场性骚扰受害者因证据不足放弃维权，这种结构性困境正在校园场景复刻。
部分网民质疑"碰瓷式维权"的舆论反噬，却忽视了性骚扰案特有的举证失衡。中国司法研究院数据显示，近五年公开的校园性骚扰案件中，监控覆盖不到位的图书馆、实验室恰是高频发生地。当女生在自习室察觉肢体接触异常，生理性应激反应可能导致记忆偏差，这种心理学上的"闪光灯记忆"现象已被多国法庭纳入采信考量。
校方的两次通报折射出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制度性短板。对比中山大学2021年建立的性骚扰独立调查委员会，武大目前仍由学工部门处理投诉，缺乏专业心理支持和证据保全流程。值得关注的是，男生母亲声明的"孩子重度抑郁"与女方遭遇的学位质疑，暴露了事件发酵过程中校方危机管理的严重缺失——既无心理干预预案，也未能及时阻断谣言传播链。
司法终局不应成为讨论终点。建议高校建立"性骚扰投诉缓冲机制"，在警方介入前完成基础证据固定；推广香港中文大学采用的"安全图书馆"计划，通过智能手环预警异常肢体距离；更重要的是培养"理性共情"的舆论环境——既不因性别议题敏感而回避调查，也不因维权程序复杂而否定真实受害可能。当每起争议都能推动制度进步，才是对各方最公平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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